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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判傳統文化虛無主義的“理”與“路”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哲學論文發布時間:2022-03-28 09:17:02瀏覽:

    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在長期演進過程中所生成的具有超穩定性和相對獨立性的精神活動及其產物,有糟粕更有精華。傳統文化虛無主義通過去歷史化、去民族化達到使中華民族喪失民族獨立性的目的

       摘要:傳統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在長期演進過程中所生成的具有超穩定性和相對獨立性的精神活動及其產物,有糟粕更有精華。傳統文化虛無主義通過去歷史化、去民族化達到使中華民族喪失民族獨立性的目的,必須予以堅決的批判。要以時代問題為中心,通過對文本的再詮釋以及特定象征符號和詞語的不斷出場,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再中國化、再歷史化、再價值化。

      關鍵詞:文化自信;傳統文化虛無主義;優秀傳統文化;創新性發展;創造性轉化

    現代哲學

      《現代哲學》是全國中文核心期刊,哲學期刊投稿論文發表,也是教育部社政司從百余種刊發哲學論文的期刊雜志中認定的10類哲學類CSSCI刊物之一,并被多所大學列為國家級刊物。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22)03-0133-06

      文化的生產和再生產始終同物質資料及人自身的生產和再生產相伴隨,并共同維系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因此,文化是一個民族的血脈,是這一民族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且有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氣度、神韻。而作為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雙重“縮減亞類型”的傳統文化虛無主義,嚴重偏離文化反思的軌道,不僅否定傳統文化對社會發展的價值,還否認其現代轉化的可能。從其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來看,由鴉片戰爭后的“民族文化衰落論”起,中經五四新文化運動間興起的“傳統文化無用論”,到現階段的“黃色文明夭亡論”“藍色文明普世論”,從未間斷且有蔓延之勢,成為削弱文化軟實力、摧毀民族精神家園的銳利武器。我們必須正視其危害性,堅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信,重視優秀傳統文化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和意義。

      一、無法虛無:沒有本來何有未來

      任何一個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即便是新誕生的國家,也有其既有的傳統文化。之所以這樣說,在于傳統文化的“傳統”不是編年史意義上的“過去”,而是“整體性的存在意義”① 上的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如此,傳統文化不是“傳統的”文化,不是“過去的”文化,而是指一個民族國家在長期演進過程中所生成的、具有超穩定性和相對獨立性的精神活動及其產物。也正因為其具有超穩定性,才能世代相傳,不論其傳承的外在規定性(如時間、方式等等)是什么;也正因為其具有相對獨立性,即使是文化環境發生了一定變化,它也能頑強地維持自身的存在。正是這種“整體性的存在意義”上的傳統文化構成了不同民族國家的內在規定性,并成為使自身區別于其他民族國家的核心特質。一個民族國家若是拋棄了“整體性的存在意義”上的傳統文化, 即意味著割斷了本民族、本國家的精神命脈。其后果,不僅不能實現本民族國家在文化上的現代化,反倒是會使之在現代化中被消解;不僅不能讓本民族國家贏得他者的尊重,反倒會使其喪失立足于民族之林的根基。

      一是文化的“傳”“統”具有強制性。“傳統”由“傳”“統”二字構成。在初始意義上,“傳,驛也”,本義為一站接一站地傳遞、傳送;“統,紀也”,本義為絲的頭緒,由頭緒絡繹而出。從《說文解字》的解釋來看,“傳”“統”二字都可以引申為世代相繼。在現代學術話語系統里,“傳統”也是被理解為“人類行為、思想和想象的產物,并且被代代相傳”②。而文化之所以能夠被世代相繼、代代相傳,就在于文化“傳統”具有強制性。這種強制性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的強制,即文化存在著生態性的復制。它是文化生態系統中不同的生成元相互作用的自然結果,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盡管每一個民族國家都可能潛意識地甚至有意識地去創生與過往相異的東西,但是這種潛意識或有意識的創造卻在不經意間以一種類似于生物遺傳因子的方式,發展復制能力。這種巨大的復制能力在文化生態系統中不斷地發揮作用,且自身也在不斷地再生,由此構成了文化生成過程中一條巨大的復制鏈,使文化得以傳承。二是社會的強制,即文化存在著提示和確認社會角色的功能。它以其特有的符號象征功能,對人的差異化的獲得性角色提供符號導向,以提示和確認個體各自在社會中的權利和義務,強化個體的社會意識。如果個體拒絕承認共同體的文化,將不會被社會所接納,這就形成一種反向推動力,促使個體接受它并將其傳給后代。如此,社會的強制不僅使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成為可能,還使反映社會存在的社會意識的再生產成為可能。在自然強制和社會強制的雙重作用下,文化傳承便有了模式化要求和相應機制,在歷史發展中維護文化的持久性和穩定性。

      二是“新”文化以“傳統”文化為基石。從物質存在到精神存在,從個體生活到社會生活,“過去”與“現在”、“傳統”與“現代”的復雜性交融總是不依賴于人的意志而獨立存在。有人在繼承、在弘揚傳統,也有人在反叛、在背離傳統,更有人在反省、在反思傳統,但傳統總是被或多或少地揉合于當下事物之中。時代車輪滾滾前行,文明形態螺旋更替,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卻無法取消傳統對象物的存在價值。不管是物態化的廢墟遺址、寢殿陵闕、樓觀飛閣、寺院廟宇、杜稿鐘隸、戲曲詩詞、漆書墳典、孤本絕版,還是非物態化的風俗禮儀、倫理道德、宗教藝術以及各類制度,它們中的大部分,即使是一些物質形態已經消失的傳統對象物,仍然通過沿革的方式成為“新”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因為人類的創造力總是建立在對前人知識的接受基礎上的,而接受知識的過程一定意義上就是在接受傳統文化的安排。任何人類“此時此刻”創生的“新”文化,都只是歷史長河的一個截面,在隨后的發展進程中,都將同曾經的“傳統”文化一樣納入“傳統”。所以,經驗與知識總是在歷史進程中被反復塑造,“新”文化與“傳統”文化都是新舊文化成分的混合物,與傳統文化盲目決裂不僅不可以,而且不可能,“新”文化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③。人們創生“新”文化必須以正視傳統文化的存在為前提,認識之,依據之,揚棄之,而不是否定之、虛無之。

      三是同傳統文化相決裂是有條件的!豆伯a黨宣言》里講過“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④,這句話曾被解讀為“橫掃”一切傳統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推向極端?茖W理解“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首先需要弄清“傳統的觀念”之所指。在經典作家那里,它是指與“過去各個世紀”私有制相適應并為之服務的社會意識,而不是一切的傳統觀念。換言之,在歷史中遺留下來的思想觀念,不是全部都與私有制相適應并為之服務的,這部分應當得到正確認識和評價。其次要弄清“決裂”的確切含義。在經典作家那里,它是指揚棄,是破舊立新,是“在傳統的范圍以內打破傳統”⑤。進言之,“決裂”意味著繼承。所以要把“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與經典作家所說的“德國的工人運動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繼承者”⑥ “我公開承認我是這位大思想家的學生”⑦ 這類話語聯系起來一起分析,從整體上把握經典作家的意思,而不能斷章取義。最后要弄清“徹底決裂”的確切含義。在經典作家那里,作為過程,它是“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完成的,不可能說斷就斷;作為結果,它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最終結果。只是在最終意義上,如果不可避免地印有“那個舊社會的痕跡”⑧,那就說明決裂不夠徹底;谶@些理解,我們對待傳統文化的應有態度只能是辯證的否定,棄糟粕、揚精華。

      二、不能虛無:既有糟粕更有精華

      從發生學角度來審視文化的創生,文化的生成元,以及經生成元發展而形成的傳統文化,不僅為社會文化的創生提供相應的資源,且與社會存在共同作用而規定了社會文化話語系統的建構。如此,每一個時代,從而我們的時代,每一個民族,從而我們的民族的文化建構和建設,“都具有由它的先驅傳給它而它便由此出發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為前提”⑨。社會存在以其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社會關系及其變革,不僅規定了現實社會文化的時代特征和基本內容,還影響著傳統文化的轉化以及進一步發展的方式。傳統文化在歷史上有致其產生的社會存在,而舊的社會存在與新的社會存在存在著歷史間距。人們必須依據當下的社會存在對傳統文化展開鑒別和取舍,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就是說,傳統文化是否符合當下的社會存在是區分其糟粕與精華的標準,因此需要對傳統文化作具體分析和區別對待:

      一是對于優秀的傳統文化必須傳承創新。傳統文化中有許多東西,不論是物質對象,還是象征體系,其本身帶有一般性和共同性,并非某一時代所特有,這些傳統文化中的物質對象和象征體系與現代(文化)生活在根本上沒有沖突,是人們應該接受的。比如說中華傳統文化中“求大同、崇正義”“重民本、尚和合”“守誠信、講仁愛”的價值理念,不僅與歷史上的社會存在相符合,還與現在的社會存在相符合,也會適應未來社會的社會存在,這些思想和理念具有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再比如一些立身處世的名言警句直到現在仍有價值,像“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等等。

      二是對于優弊并存的傳統文化必須辯證對待。傳統文化中有些東西,其原來的承載形式和現代社會的社會存在不能相容,但在社會發展中,原來的承載形式早已失去,不致再混入現代社會之中,而它傳承下來的某些精神或遠景卻在現代社會中發揮著某種有益作用,這些物質存在、象征體系的精神或遠景也是人們應該合理認識的。例如傳統“親子文化”是以親為本位的,甚至是以家族為本位的,不論是明人倫,還是正家風,抑或是美風俗,最為根本的旨趣在于維護家族或是長輩利益,鮮有考慮子女的利益,這樣的親子文化完全從屬于宗法制,與現代社會的親子關系性質不相容。但其內蘊的“親子之愛”“親子一體”的倫理精神符合人性,應該得到尊重。再如“王道”。原有的具體形態雖已不符合現代社會的社會存在,但它所包涵的對人類社會生活理想的追求作為一種遠景,也為今人所接受。甚至有些東西,不論其內容還是其形式都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但它卻符合舊的社會存在,在“那時那刻”是有進步意義的,對此,人們不能以現代的眼光去苛求之,需要辯證地看待⑩。

      三是對于瑕已掩瑜的傳統文化必須取其合理因素。傳統文化中有些東西似乎已是糟粕的,但仍然能夠發現某些合理的因素,應該對其析取之,如同馬克思“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從黑格爾哲學的神秘主義外殼中發現和汲取辯證法的合理內核”{11} 一樣。比如傳統文化中的“三綱之懾人,足以破其膽,而殺其靈魂”{12},但把“三綱”中的尊卑與服從剝離開來,卻可以從其所提倡的角色間的有限尊卑看到其向雙向的權利和義務關系轉化的可能{13}。

      其實,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先進與落后并存、精華與糟粕共生,區分其糟粕與精華必須符合社會歷史發展規律和文化建設規律,不能局限在某種立場上。如果把特定的社會限定的特殊形式等同于文化的一般性歷史內容,那么,拒斥一種文化也就可能拒絕一種文明,保護一種文化也就可能遷就了落后。所以,對待傳統文化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不可只見糟粕不見精華。傳統文化虛無主義者對待傳統文化就像費爾巴哈對待黑格爾哲學一般,將嬰兒和洗澡水一同倒掉了。這是錯誤的。對待傳統文化務必小心翼翼, 切莫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倒掉,特別是不能對傳統文化作出“好,就是絕對好,一切皆妙”“差,就是絕對差,一切皆糟”這種不加分析的區分,否則就會在實踐上陷入兩極:要么是同傳統文化來個徹底決裂,對廢墟遺址進行鏟平,對寢殿陵闕、樓觀飛閣、寺院廟宇進行搗毀,對杜稿鐘隸進行砸爛,對漆書墳典、孤本絕版進行焚燒,對戲曲詩詞、風俗禮儀、宗教藝術實行厲禁;要么是對傳統文化來個徹底維護,對傳統對象物,不管是物質性的還是象征性的,一律重塑、仿造,或是修繕、再版,抑或是開禁、復舊。這兩種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對于渾若璞玉的傳統文化,剝離其腐朽內容,進而弘揚其合理精神,才是應有態度。

      第二,依當下的社會存在來轉化發展優秀傳統文化。當下的社會存在所面對的傳統文化不是考據學意義上的文本,也不是考古學意義上的文物,而是同舊社會存在相適應的歷史真相。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如此一來,傳統文化對于建構今日之文化的意義、作用以及具體內容的轉化,就必須以當下的社會存在為依據。而社會存在即為社會有機體的現實存在及其運動。要使社會有機體健康存在和良性發展,任何非當下社會存在所產生的文化(包括傳統文化和外來文化)必須與之進行適應性重構,成為符合當下社會發展需要的東西。實踐在變化,社會在發展,社會有機體的需要也在與時俱進。把傳統文化的哪些內容納入當下文化建設之中,使之服務于當下的經濟社會發展,取決于當下的實踐及其需要;同時傳統文化(包括具體的對象物)包涵著民族發展所需要的精神營養,人們需要“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14}。

      三、豈容虛無:對傳統文化虛無主義之批判

      傳統文化中有糟粕,更有精華,是民族的血脈和人們共同的精神家園。傳統文化虛無主義一方面把近代中國的落后歸結為傳統文化劣質、無用,意在否定中華傳統文化的歷史價值及其優秀成份的當代價值;另一方面按照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框架將中華文明體系納入西方文明體系,否認中華傳統文化的獨立性和獨特性,甚至以西方文化優越論為依據,直接否定中華文化(包括傳統文化)存在的價值。其危害之深在于通過去歷史化、去民族化達到使中華民族喪失民族獨立性的目的。在當代,這種思潮往往以批判反思的姿態掩蓋其政治目的,活躍于社會意識領域,形成了軟性傳統文化虛無主義,比如對支撐文化自信、價值觀自信的史實、人物、事件設置歪曲化議題,并用“含糊其辭”的中性的手段來進行強化,進而在網絡平臺碎片化散播{15}。但不管其手段如何多樣、如何隱蔽,也不管其亞型如何變種,我們都需要保持敏感、及時識別,予以堅決的抵制和批判。

      一是要以再中國化駁斥去中國化。中華民族以獨一無二的理念、智慧創造了獨一無二的中華文化,不僅在人類數千年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沒有中斷,而且在世界上早就聞名遐邇并備受推崇。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中華文化中的經典思想被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所推崇,羅伯斯庇爾將其作為自由道德的標志寫進《人權宣言》,不僅深刻地影響了西方人的人權觀念,還成了世界性的道德金律。再比如曾一度推崇西方文明的湯因比在比較了世界上多種文明之后推翻以前的結論,在與池田大作的對話中高度肯定了中華文化的歷史作用,認為人類的出路在于中華文明。羅素認為,“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16},“若能夠被全世界采納,地球上肯定比現在有更多的歡樂祥和”{17}。而傳統文化虛無主義則宣揚文明的差異共存既無必要也無可能,鼓吹“全盤西化”才是中華文化的唯一出路。提出“再中國化”這個反思性重構的命題,旨在更加自覺地立足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而不是說以往的文化建設沒有“中國立場”與“中國視域”,沒有聚焦“中國問題”的特殊性;旨在通過優秀傳統文化的歷史性開掘、現代性闡釋、普世性融合,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從特殊性經挑戰而轉化為普遍性,就像資本主義價值觀走出歐洲一樣走出亞洲、關照世界。在消化全球治理赤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今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依然成為“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彰顯出其永不褪色的時代價值。

      二是要以再歷史化駁斥去歷史化。歷史是對待任何事物的基礎,事物本身與事物的歷史合二為一、不可分割。如果人們不了解歷史上的社會存在對傳統文化的塑造,更不了解傳統文化對舊社會存在的反映,那么幾乎沒有任何重要的文化議題能夠得到理解,更別說去解決那些令人困擾的文化問題了。然而如果堅持傳統文化虛無主義,則當人們出于重估的需要承認傳統文化時,就不可能有一種科學的態度,因為在他們試圖面對傳統文化時,已經陷入了否定傳統、割離時空的立場?傊,傳統文化虛無主義否定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客觀性,即虛化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本體、虛構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認識、虛幻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價值。提出“再歷史化”這個反思性重構的命題,旨在澄明必須關注傳統文化發展的客觀性,即傳統文化是歷史演進過程中所生成的人的最為基本的存在方式,其發展有客觀規律,不宜戲說,必須客觀評價其歷史價值與當代價值。具體說來:第一,不能虛化傳統文化的本體基礎。人創造文化,或者說文化向什么方向發展,決非是主觀意愿的產物,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生成元和生成性{18}。任何撇開現實的歷史條件而假設或預設文化生成的觀點都是主觀唯心主義。第二,不能虛構傳統文化的認識對象。傳統文化的生成與發展有其完整的過程及其對象物,這個歷史過程和這些對象物都是客觀存在,而不是主觀解釋。任何以歷史事件的偶然性否定歷史情勢、歷史形態必然性的論調,都蘊藏著虛構史實、人物、事件的內在沖動。第三,不能虛幻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每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化,總是那個時代及其精神的集中反映。傳統文化中的時代性,不僅構成了那個歷史階段中文化的質的規定性,還規定了其歷史性存在的合理性根據。文化只能是在時代性中前行。任何把評價與客觀事實相分離的戲說,都是對傳統文化之價值的虛幻。

      三是以再價值化駁斥去價值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時代之精華,是民族氣魄之所在,它不僅塑造了中華兒女于家于國之家國情懷、貴和尚中之處事理念、自強不息之奮斗精神、崇德重義之道德境界、天下大同之社會理想等等,更為主要的是把這些理念、精神、情懷、意識、境界、理想化零為整,建構成為中華民族的價值體系,是民族精神的“脊梁”,保持了中華民族精神獨立性,堅定了人們與傳統文化劣質無用論斗爭的信心。傳統文化虛無主義既否定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精華,更消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當代意義;既否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事實,又否定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中華民族前進方向的引領。提出“再價值化”這個反思性重構的命題,旨在說明傳統文化需要經過創新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重構{19}。雖然傳統文化產生于舊社會存在并服務于它,但傳統文化是生長著的民族精神,與新社會存在相作用后可以實現時代性的自我轉換,即在喪失其原有的合理性的同時又生長出服務新社會存在的新內容,在新時代新社會中繼續發揮作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既要尊重傳統文化發展的客觀性,充分弘揚“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優秀文化精神”{20},更要升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堅定的核心價值觀自信引領堅定的傳統文化自信{21}。

      四、消解虛無:在不斷出場中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對待傳統文化,過去常說“不破不立”“立在破中”,這在一定條件下是正確認識,因為不破除舊世界就無法建立新世界,所以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破”。但在建設新世界的時期,就事物本身的發展而言,矛盾的主要方面轉化為“立”。更何況“破”中有“立”,“立”中亦有“破”。其實,對于傳統文化繼承什么和批判什么,取決于當時歷史階段的需要。換言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對傳統文化“破”“立”的內容與程度是有差異的。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不僅是吳虞、胡適、魯迅等人激烈反對國粹,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員的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同樣猛烈地批判傳統文化,他們在把握時代要求的基礎上完成了“破”的任務,雖說有片面性,但“破”中有“立”,也做了大量“整理國故”的工作。百年后的今天再來討論此問題,必須看到時代的差異、條件的差異,出場語境、出場路徑完全不同。原初語境是打倒舊世界,當下語境是建設新世界,對待傳統文化需要因“時”而“進”;原初路徑是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當下路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對待傳統文化需要因“事”而“化”。所以當下不能再像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樣以“破”為主,相反,為了建設新文化,需要弄清傳統文化中哪些成分可以發揮積極作用,以及如何創造性發展和創新性轉化來促進新文化的建設,實現優秀傳統文化因“勢”而“新”。

      優秀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繼承、轉化和發展,就在于其所具有的現實的價值對象性——價值對對象的功能和效用,使得“古今之通義”{22} 成為可能。這種現實的價值對象性乃“社會跨時間的同一”,屬于歷代人共同的意識。優秀傳統文化具有的價值、功能、作用都是其價值對象性的表現形式,這種對象性“只能通過它們全面的社會關系來表現”{23}。但現實的價值對象性不是絕對的同一,如果“古今之通義”變成了“古今之同義”,那么優秀傳統文化就沒有轉化和發展的必要性了。所以,“古今之通義”,既說明傳統文化與新文化之間具有“同一性”,古今相通,但不完美,需要結合當下語境、當下路徑經過改造才能再出場。如此一來,價值對象性和“古今之通義”的辯證特性就成為優秀傳統文化能夠繼承、轉化和發展的內在根據。

      找到了“通”的內在根據,人們還得追問優秀傳統文化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現代,也就是說還需要追問“通”的方法。因為優秀傳統文化既不能被人為地指稱為是現代的,更不能靠“插入”“擠進”等外在力量將其置放于現代之中。“通”必須具有內在生命意義。只有這樣,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方可重獲新生,現代精神文化之精華方可成為傳統。這種具有內在生命意義的“通”有三條路徑:

      一是以時代問題為中心,這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繼承、轉化和發展的根本路徑。人類在其生存發展的任何歷史階段,都會對于人與非人存在物之間的種際關系、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族際關系或國際關系、個體與個體和社會之間的人際關系、當代人與后代之間的代際關系、人自身的形神關系等無法回避的具有永恒性的重大問題進行思考。這些思考都具有歷史的具體性,難免訛誤。人們透過這些具體思考可以看到隱藏于背后的某種具有普遍性的精神,這些精神可能是跨社會、跨時間的。所有后來者,只要不持虛無主義態度,就能在既有文明基礎上,自覺地把握這些重大問題及合理理解這些問題的基本路向,并進一步澄明這些問題。當然,任何澄明都是一種時代性的或者說是歷史性的,是那個時代解答社會意識領域中重大問題的理論表達。

      二是對文本的再詮釋,這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繼承、轉化和發展的原典路徑。前文提到“文本”不是考據學意義上的文本,而是與舊社會存在相適應的傳統文化之歷史真相。但這個真相總是需要憑借一個符號象征來呈現。那些標志性符號,不僅是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更是民族精神之根的象征。如此,文化創生的過程,也是一個符號象征不斷生成并不斷被詮釋的過程。所以,與文本對話的“文本”是傳統文化之歷史真相與符號象征的統一。歷史真相,特別是蘊含于其中的文化精神離不開有形載體與象征;符號象征是傳統文化承襲的必要條件。在此意義上講,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建設,不僅不可以沒有相應的文本,更不能缺乏對這些文本的再詮釋。再詮釋就是當代文化與傳統文化跨越歷史間距的會通融合。這首先得弄清再詮釋的前提——各自的性質和特征;其次在判定性質和特征的基礎上找到會通融合的切入點,比如社會意識領域中重大的時代問題;最后是立足于切入點進行變革、融合。變革不是否棄而是提升;融合在變革中實現,且使變革擁有了歷史的繼承性。但是,再詮釋不能抹去歷史的底色,要立足時代的基礎,要遵循實踐的尺度。否則,再詮釋就是任我解釋。

      三是特定象征符號和詞語的不斷出場,這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繼承、轉化和發展的現實路徑。文本是有特定象征符號和特定表達詞語的。這些特定的象征符號和表達詞語,是人們生產生活實踐經驗與知識的呈現。這些特定的象征符號和表達詞語的消失,即意味著他們生產生活實踐經驗與知識的消失。一個不言說傳統文化中重要詞語、不運用傳統文化中標志符號的國度,很難會有自己的精神家園。如果我們將“大同”“正義”“貴中”“尚和”“仁愛”等詞語,國畫、書法、中國結、武術、京劇等文化符號,理解為中華民族生產生活實踐經驗與知識的表達,那么這些特定的象征符號和表達詞語本身即為傳統。它們的消失,不僅僅是傳統文化載體的消失,更是民族生產生活實踐經驗與知識的消失,進而也就是中華民族精神史的消失。“大同”“正義”“貴中”“尚和”“仁愛”等詞語,國畫、書法、中國結、武術、京劇等文化符號的不斷出場,就是優秀傳統文化進入現代社會生活的基本方式。優秀傳統文化得以繼承、轉化和發展,離不開特定象征符號的運用和表達詞語的言說。它們的不斷出場,就是優秀傳統文化的永恒在場。

      注釋:

     、 [德]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439頁。

     、 [美]愛德華·希爾斯:《論傳統》,傅鏗、呂樂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頁。

     、邰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421頁。

     、茛蔻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5、265、612頁。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頁。

     、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3頁。

     、 夏新:《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歷史先進性及現代演進》,《學校黨建與思想教育》2009年第7期。

      {11} 《列寧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頁。

      {12} 譚嗣同:《仁學》,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頁。

      {13} 劉立夫、李玲:《“三綱五常”中的精華與糟粕》,《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14}{20} 習近平:《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0頁。

      {15} 孫洲:《當代中國軟性歷史虛無主義的審視與批判》,《思想教育研究》2019第11期。

      {16}{17} [英]伯蘭特·羅素:《中國問題》,秦悅譯,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7頁。

      {18} 周忠華、向大軍:《文化差異·文化沖突·文化調適》,《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2期。

      {19} 駱郁廷、王瑞:《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觀的現代轉換》,《江漢論壇》2015年第6期。

      {21} 周忠華:《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信》,《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

      {22} 王夫之:《讀通鑒論》,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51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3頁。

    《批判傳統文化虛無主義的“理”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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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名稱:批判傳統文化虛無主義的“理”與“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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