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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終身學習困境的破解路徑

    職稱驛站所屬分類:高等教育論文發布時間:2022-02-08 11:01:39瀏覽:

    終身學習強調持續性的學習過程,對于提高人口素質以適應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個體在終身學習中常表現出學習行動滯后于實際需求的現象,這一現實層面的終身學習困境制約了其成效的發揮。

       摘要:終身學習強調持續性的學習過程,對于提高人口素質以適應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個體在終身學習中常表現出學習行動滯后于實際需求的現象,這一現實層面的終身學習困境制約了其成效的發揮。從行為經濟學視角來看,終身學習需求與實際行動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學習者存在短視認知偏差,這使其更看重學習的短期收益與成本的對比,而對長期效用考慮較少。因此,為破解終身學習困境,可通過降低相對學習成本來提升學習的主動性,提升社會成員的受教育水平和信息技術素養以糾正和調節短視認知偏差,并采取鎖定機制對短視認知偏差進行約束;谥袊C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實證分析結果表明上述路徑切實有效。未來,應當注重多元主體參與以豐富終身學習資源供給和降低學習成本,構建高質量的教育體系以提升社會成員的學校教育水平和信息技術素養,強化“技能—工作”匹配以糾正終身學習中的短視認知偏差。

      關鍵詞:終身學習;行為經濟學;短視認知偏差;信息技術素養

    教書育人

      《教書育人》雜志在全國影響力巨大,創刊于2004年,公開發行的旬刊雜志。創刊以來,辦刊質量和水平不斷提高,主要欄目設置有:熱門話題、理論研討、教師隊伍建設、管理、心理、德育與學生工作、課程與教材等。

      中圖分類號:G7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195(2022)01-0075-08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2.01.009

      一、引言

      以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正重構著人們的學習、工作、生活理念和方式。信息技術的普及運用,不但加速了知識的生成和傳播(王竹立,2020),同時也使得各類工作崗位對勞動力技能的需求快速更新,兩者的疊加使得知識生產和技能需求的迭代日益加快(Gheith et al.,2017)。隨著產業轉型升級,我國勞動力市場對創新性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加,這對我國教育事業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袁玉芝等,2019)。在此背景下,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完善終身學習體系,建設學習型社會”(新華社,2021),這對于提高人口素質、適應新發展階段要求、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終身學習是學習者滿足自身生產生活需求、實現自我價值的重要途徑,是貫穿于人一生的、持續性的學習過程,旨在提高自身的知識、技能和能力,不斷適應快速變化的信息化社會需要(Pluskota-Lewandowska,2010;Laal et al.,2012)。當前,我國終身學習體系建設仍處于初級階段,面向終身學習的法律體系和政策制度仍不健全,終身學習理念尚未普及,區域之間經濟資源、教育資源分配還不均衡,這些都在宏觀層面制約了終身學習的成效(吳遵民等,2014;郭玲,2015)。除宏觀因素外,終身學習成效也受到學習者年齡、受教育程度、信息素養、家庭經濟條件等個體微觀因素的影響(陳乃林,2010;郭玲,2015;Kim et al.,2004;Lamb et al., 2005;Alfageme,2007)。從現實層面來看,全民積極主動參與終身學習的氛圍尚未全面形成(張海霞,2016)。根據對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雖然71.4%的被調查者表示“為了避免失業,愿意接受需要新技能的工作”,但只有26.9%的被調查者“有時”或者“經常”在空閑時間學習充電,多數被調查者并未根據工作崗位的未來需要及時地學習相應的知識與技能。針對終身學習困境,已有研究多著眼于對社會環境支持和學習者群體特征加以分析并制定解決方案,卻未能從個體決策的層面對其延緩學習行動的現實狀況進行解釋。對此,本文基于行為經濟學視角,針對個體在終身學習的需求和行動上表現出的不一致現象進行分析,剖析其延緩終身學習行為的內在決策機制,進而針對性地提出終身學習困境破解路徑,并對其有效性加以實證分析,以求為完善終身學習體系提供有益參考。

      二、終身學習困境的行為經濟學分析

      1.行為經濟學分析的合理性解釋

      終身學習作為一種學習理念和生存概念(吳遵民,2007),是現代社會中個體通過學習掌握能力和建立自信以適應社會變化的一種必備生存技能(高志敏,2003;Laal et al.,2012)。終身學習是一個終身持續和全面學習的過程,強調學習者要時時處處利用零碎時間進行學習(崔銘香等,2019)。值得注意的是,個體的學習決策受到“時間偏好”影響(楊怡,2016),即人們偏好當下和即時的收益甚過今后和遠期的回報。時間偏好的經濟學技術表達——貼現模型,是跨期決策中最重要的理論模型之一,被廣泛應用于消費、儲蓄、投資等領域(葉德珠,2010)。當人們在遇到生存環境或工作崗位對自己提出更高要求時,一般都能意識到需要進行學習,但實施學習行為的決策原則是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這與個體的時間偏好相關,且每個人的時間偏好在一定時期內是相對固定的(劉瑞明等,2018)。時間偏好是行為經濟學的重要研究領域,后者認為人們普遍存在短視認知偏差,在基本思想上放棄了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在技術路線上采用雙曲貼現模型,通過貼現率遞減描述出現時間偏好不一致的原因(Strotz,1955;Laibson,1997;Barro,1999;葉德珠,2010),其結論被用于解釋諸多市場異象。具體來說,就是個體在決策過程中存在短視認知偏差,這使其更看重對中短期收益與成本的對比,而對決策造成的長期后果則考慮較少,進而形成短期貼現率高、長期貼現率低的時間偏好(Hoch et al.,1991;Laibson,1997)。這為本文研究個體在終身學習需求和行動上的不一致現象提供了理論依據。

      2.終身學習中短視認知偏差的經濟學分析

      終身學習困境在個體層面上表現為學習者在終身學習的現實需要和采取的實際行動上的不一致,從行為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其根本原因是學習者存在短視認知偏差。經濟學家基于雙曲線貼現模型對短視認知偏差進行了刻畫(Laibson,1997),遵循這一研究路線,終身學習者的跨期效用可表示為:

      為簡化起見,假設周期分為3個階段,即T0、T1和T2。在T0階段,學習者的知識和技能可以適應工作生活的需要,并未有實際的學習需求,但其可能從長期收益出發,設想出自己在未來可能需要相應的知識和技能,并推斷出理想的學習投入(即學習成本,如時間投入、學費等)。在T1階段,學習者的知識和技能出現不足,如果通過學習改變現狀,就會產生相應的學習成本,而學習也會帶來一定的收益(如避免失業或升職加薪等),但收益將在T2階段獲得。因此,學習者是否在T1階段學習取決于學習帶來的T2階段的收益與T1階段的學習成本之間的跨期比較。下文分別考察T0和T1階段學習者的學習行為決策,以解釋學習需求與實際行為上的不一致現象是如何形成的。

      (1)理想情形下的終身學習:T0階段的最優學習決策

      此時,學習者僅是想象自身在T1階段出現技能不足時而作出采取學習行動的決策,其在該階段的效用函數為:

      其中x*是學習者的最優學習行為,c為學習所付出的成本。

      (2)現實狀況下的終身學習:T1階段的實際學習行為

      當進入T1階段后,學習者的實際技能出現與工作需求不匹配的狀況。此時,學習者的效用函數變為:

      其中,xμ是學習者受短視認知偏差影響后的實際學習行為。在真實的學習行為決策上,由于短視認知偏差因子α的存在,學習者在不同時期的學習行為決策并不一致。在T0階段,學習者對學習行為的決策只是出于理想的計劃,并未采取實際的行動,故其對學習成本投入的認識不到位,其行為決策不會受到短視認知偏差因子α的影響。但在T1階段,當學習者要進入實際的學習狀態時,由于學習行為所對應的貼現因子的作用,學習者會真實體會到學習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學習者在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的影響下會減少學習行為,于是就會產生實際學習行動與學習需求不一致的現象,且短視認知偏差因子α的值越小,實際學習行動與學習需求間的差異就會越大。這便是因短視認知偏差而造成個體層面終身學習困境的行為經濟學解釋。

      三、終身學習困境的破解路徑

      基于上述行為經濟學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短視認知偏差的存在,學習者所采取的實際學習行為并沒有計劃需要的多,這為個體層面的終身學習困境現象提供了合理解釋。由于長期貼現因子λ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下相對固定,本文以調整學習成本c和短視認知偏差因子α為出發點,提出以下破解個體層面終身學習困境的可能路徑。

      路徑一,降低學習者的相對學習成本以提升其采取終身學習行動的主動性。個體的學習活動需要資金上的投入(蘇余芬等,2020),而其參與終身學習的相對成本受到家庭經濟狀況的影響。個體的家庭經濟水平越高,學習的相對成本也就越低,即上述模型中的學習成本c越小,學習者實施終身學習行為的條件就越容易實現,其實際學習行為xμ也就越接近最優學習行為x*。

      路徑二,提升個體的受教育水平以糾正短視認知偏差。學校教育在全民終身學習中發揮著基礎性作用(趙磊等,2019),更高的學校教育水平有利于提升個體在未來職業發展中參與終身學習的可能性(陳廷柱等,2021)。這在前文的行為經濟學分析中體現為學校教育對學習者短視認知偏差的糾正作用,即學校教育水平可使得短視認知偏差因子提升,進而提高學習者參與終身學習的動力。也就是說,較高的學校教育水平使得個體能夠意識到學習的重要性,進而提升其終身學習的思想自覺和行動自律。

      路徑三,改善個體的信息技術素養以發揮其對短視認知偏差的調節作用。行為經濟學認為,短視認知偏差產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獲取的不完全和不確定(王伊琳等,2021)。在日益強調信息技術作用的終身學習情境下,個體的信息技術素養是其有效獲取學習資源、準確判斷學習成效進而作出合理學習決策的重要前提。因此,個體的信息技術素養可視為調節其短視認知偏差的關鍵變量。

      路徑四,強化短視認知偏差鎖定機制以對短視認知偏差進行約束。從行為經濟學的視角來看,通過鎖定短視認知偏差使其固定在相對理性的范圍內(即在接近1的水平上),可以防止行為主體在未來產生相機抉擇的行為。具體來說,可以采取提前設置鎖定機制的方式(Laibson,1997;Barro,1999),確保學習者能夠理性實施終身學習計劃。鎖定機制也可被視為一種懲罰機制,即當個體的工作技能可能出現與崗位需求不匹配時,用人單位可以采取一定的強制措施,使其必須提前接受針對新技能的培訓和教育。

      為檢驗上述終身學習困境破解路徑的有效性,提出如下相對應的研究假設,以便通過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加以驗證。

      H1:終身學習的相對成本越低,學習者參與終身學習的主動性越高,反之亦然。

      H2:短視認知偏差的糾正程度對學習者的終身學習行為有顯著正向影響。

      H3:信息技術素養在學習者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中具有調節作用。

      H4:“技能—工作”匹配的鎖定機制在學習者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中具有調節作用。

      四、破解路徑有效性的實證分析

      1.數據來源

      為驗證前文所提出的4條終身學習困境破解路徑的有效性,本研究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加以實證檢驗。該數據采用分層多階段概率抽樣方法,在對我國28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0970戶家庭進行入戶調查基礎上獲得。本研究在剔除“終身學習行為”“受教育程度”“相對學習成本”“信息技術素養”“技能—工作匹配”等核心變量觀察值缺失的樣本后,最終得到1039個有效樣本,其在“終身學習行為”上的分布特征如表1所示。有效樣本和總體樣本在終身學習行為、城鄉、性別和年齡上的分布較為一致,表明所選擇的有效樣本可以大致反映出我國終身學習人群的基本情況。

      2.核心變量及其測量

      (1)因變量和自變量

      本研究實證檢驗模型中的因變量為終身學習行為。終身學習行為是指學習者通過持續學習來提升工作技能和能力的實際學習行為,在本研究中以“空閑時間進行學習充電”作為測量指標。自變量包括相對學習成本和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其中,個體的家庭經濟水平越高,其終身學習的相對成本就越低,故以“家庭經濟水平”作為測量相對學習成本的指標;因個體的學校教育程度越高,其越能意識到學習可能帶來的未來收益,且有文獻指出個體的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增加其持續學習的意愿并提升其終身學習的主觀能動性(丁紅玲,2015),故本研究采用“受教育程度”作為短視認知偏差糾正的測量指標。

      (2)調節變量和控制變量

      本研究實證檢驗模型中的調節變量包括3個:一是信息技術素養,指學習者利用信息技術進行終身學習的基本能力,采用“互聯網(包括手機上網)使用”情況作為測量指標;二是“技能—工作”匹配,指學習者受工作單位對技能和崗位需求匹配程度的約束,以“技能與工作需求匹配”情況作為測量指標;三是工作狀況,指個體是否處于失業狀態,以“工作狀況”作為測量指標?刂谱兞堪挲g、性別、城鄉戶口等人口統計學特征。

      3.相關性分析

      為驗證前文所提出的各項研究假設,構建有序 Logit回歸模型進行實證檢驗,估計效應結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檢驗相對學習成本和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模型2進一步檢驗信息技術素養、“技能—工作”匹配、工作狀態對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影響終身學習行為的調節效應。由模型1可見,降低相對學習成本對提升終身學習行為具有顯著正向影響(p<0.01),且相對學習成本每降低1個等級,終身學習行為提升1個級別的概率會增加41.3%。這表明較大的家庭經濟壓力會導致學習者缺少參與學習的機會,而隨著家庭經濟水平的提升,學習者參與終身學習的相對成本會下降,其終身學習行為的主動性也將得以增強。因此,假設H1得到驗證。此外,對短視認知偏差的糾正能顯著正向影響終身學習行為(p<0.01),且對短視認知偏差的糾正每提高1個等級,終身學習行為提升1個級別的概率會增加1.288倍。這表明對短視認知偏差的糾正有助于提升終身學習行為。因此,假設H2得到驗證。

      從模型2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交互項“信息技術素養*短視認知偏差糾正”正向影響終身學習行為(p<0.05),學習者信息技術素養在糾正短視認知偏差的同時,其每提升1個等級,終身學習行為提高1個級別的概率增加19%。因此,假設H3得到驗證。這也印證了信息技術素養是終身學習重要能力的觀點(鐘志賢,2013)。此外,交互項“‘技能—工作匹配*短視認知偏差糾正”顯著影響終身學習行為(p<0.10),“技能—工作”匹配在糾正短視認知偏差的同時,“技能—工作”不匹配的學習者在終身學習行為上提升1個等級的概率比“技能—工作”匹配的學習者減少28.7%(1-0.713)。這表明若技能與工作崗位需求不匹配,則難以將短視認知偏差鎖定在相對理性的范圍內,容易導致學習者終身學習行動延遲的現象。同時,“工作狀態*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說明處于失業狀態的個體不受鎖定機制的制約,難以有效調節短視認知偏差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因此,假設H4得到驗證。

      4.差異性分析

      (1)不同年齡段人群間的差異

      不同年齡段的個體在認知能力、信息獲取能力、經濟實力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王伊琳等,2021),其在終身學習行為上也不盡相同。本研究將樣本分為18~35歲、35~45歲、45~60歲、60歲以上4組,進一步探究其在年齡上的組間差異,分組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梢钥闯,相對于年輕群體,60歲以上的老年群體的相對學習成本和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更為顯著。其中,60歲以上老年群體的相對學習成本每降低1個等級,其終身學習行為提升1個級別的概率會增加57.9%;短視認知偏差糾正每提高1個等級,終身學習行為提升1個級別的概率會增加79.6%。這表明老年人的學習行為更容易受到經濟條件和短視認知偏差的影響。此外,對于60歲以下群體而言,信息技術素養對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影響終身學習行為的調節效應更為顯著。這主要是因為年輕群體能更好地掌握信息技術以獲取學習資源,這使得具有不同信息技術素養的年輕群體在短視認知偏差上體現出更大的差異。

      (2)城鄉人群間的差異

      從城鄉之間的差異分析結果來看(如表4所示),各自變量和調節變量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存在顯著差異:一是相對學習成本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在城市群體中顯著,而在農村群體中不顯著。這可能是由于城市居民面對更加多樣化的終身學習機會,并且也需要為之付出相應的學習成本;而農村居民的終身學習機會較為欠缺,其在終身學習上的投入也較為有限。二是信息技術素養在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影響終身學習行為上的調節作用在城市群體中顯著,而在農村群體中不明顯。這可能是由于城鄉間存在數字鴻溝,城市居民更能通過信息化手段提升其終身學習的便捷性、持續性和有效性,使其表現出更高的參與度和積極性。三是“技能—工作”匹配在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影響終身學習行為上的調節作用在城市群體中顯著,而在農村群體中不顯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城市居民的工作崗位和薪酬受技能水平影響較大,當自身能力無法勝任工作崗位時,更容易使其短視認知偏差得到糾正,從而引發終身學習行為。

      五、結論與啟示

      終身學習對于提升個體生活質量、優化社會勞動力結構具有重要意義。針對個體層面表現出的終身學習需求和采取的實際學習行為不一致的終身學習困境,本文基于行為經濟學視角剖析終身學習行動滯后的形成機制,并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終身學習的相對成本、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對終身學習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信息技術素養和“技能—工作”匹配在短視認知偏差糾正對終身學習行為的影響上具有調節作用,且上述影響在年齡、城鄉區域上具有差異;趯嵶C分析結果,結合前文提出的終身學習困境破解路徑,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一是多元主體參與以豐富終身學習資源供給,降低個體層面的終身學習成本,激發學習者參與終身學習的能動性。一方面,應實行以政府投入為主、多元教育主體分擔、多渠道投入的終身教育經費籌措機制,發揮政府教育財政補貼在終身學習資源建設中的引導和調節作用,鼓勵公立和社會教育機構參與終身教育資源建設,豐富學習者接受終身教育的途徑和形式,通過優化資源供給降低個體層面的終身學習成本,從而提升其參與終身學習的主動性(顧新等,2004)。另一方面,應當針對收入較低的弱勢群體提供精準資助,解決好由于收入差距造成的終身教育不公平問題。例如,面向城鄉待業人員、下崗失業人員、進城務工人員、農村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提供終身學習經費補貼;健全針對終身學習的信貸保障制度,為有意愿、有需求的個體提供銀行貸款、助學金、獎學金、學費減免等資助政策。

      二是構建高質量的教育體系,提升社會成員的學校教育水平和信息技術素養,以糾正終身學習中的短視認知偏差。一方面,在鞏固義務教育普及水平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高中入學率,加快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和國家學分銀行制度建設,促進學校教育體系與終身教育體系的融通,通過構建學習型社會不斷提升社會成員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提升全民信息技術素養并完善面向終身學習的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隨著數字化時代的來臨,信息技術素養在提升學習動機和成效上的作用愈發凸顯(朱成晨,2018),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也顯示,信息技術素養對于促進終身學習具有顯著作用。因此,有必要通過推進優質線上學習資源建設、加強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縮小城鄉間“數字鴻溝”、增強對老年群體的信息技能培訓等方式,提升全民的信息技術素養,擴展數字化學習資源的受眾范圍,從而避免由于信息技能不足而導致的短視認知偏差。

      三是強化“技能—工作”匹配以糾正終身學習中的短視認知偏差。具體而言,就是要采取有效的激勵或約束措施,激發自身技能與工作崗位需求不匹配的個體不斷提升終身學習意識,增強參與終身學習的主動性,以避免短視認知偏差造成的學習行動滯后現象。首先,應當在全社會樹立終身學習理念,提倡通過不斷地學習滿足經濟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技能需求提升;其次,用人單位應當開展前瞻性的員工培訓和學歷提升計劃,為員工提供更多的學習機會,并要求員工不間斷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技能;最后,應當在社會和用人單位層面設計相應的終身學習激勵機制,通過提高收入、提供補貼或是在勞動關系合同中體現對終身學習的要求等方式,鼓勵個體為保持自身競爭力而持續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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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經濟學視角下終身學習困境的破解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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